5月28日，肯尼亚作家恩古吉逝世，享年87岁。对于恩古吉，国内的读者可能并不十分熟悉。但如果关注每年的诺奖评选股票网上配资，会发现赔率榜上一直有一个名字特别的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他陪跑的时间甚至比“长跑健将”村上春树更久。然而今后，这位非洲老者将再也不会出现在赔率榜单上了。
作为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非洲作家之一，恩古吉始终未能如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如果熟悉这位硬骨头的非洲作家，熟悉诺奖的运行评价机制，也不难发现，这种遗憾可能是一种必然。相对于获得西方评论界和诺奖的认可与肯定，恩古吉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其实更倾向于获得其部族民众的认可与肯定。
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七卷本《恩古吉·瓦·提安哥文集》
从部落中走出的文学巨匠
1938年，恩古吉出生在肯尼亚利穆鲁的一个基库尤部落。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却颇有财产，他娶了四个老婆，有24个孩子。恩古吉自己都不清楚在整个大家庭中他排行第几，只知道在自己母亲的所有孩子中他排行第五。
展开剩余82%他的母亲在其成长成才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力排众议送他去上学，还克服万难保障了他的学业延续。起初，他在基库尤民族主义者创办的学校接受了民族教育，据其回忆录描述，小学时，他已经掌握了自己部族语言的书写，他用基库尤语写的作文还曾获得过老师们的表扬。而这也为其日后回归民族语言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民族主义者所办的学校被殖民当局接管，英语则成为恩古吉进一步接受正式教育的语言。在彼时的肯尼亚，“英语是进入高等领域的入场券”。恩古吉恰是凭借这张入场券才进入当时东非最好的马凯雷雷大学继续深造，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英语写作之路。
反抗殖民、新殖民的文化斗士
恩古吉是一位极具个性，极具代表性，且极具革命性的非洲作家。无论是在肯尼亚文学史，在整个非洲文学史，还是在后殖民文学作家谱系中，他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者往往将钦努阿·阿契贝视为“非洲的鲁迅”，若只从文学影响和文学地位上来说，二者确有相似性。但若从作家的经历及作品主题上来看，恩古吉其实更贴合鲁迅“硬骨头”的气质。他一直是非洲文化战线上反抗殖民的斗士，面对西方“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
恩古吉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四部长篇小说作品用英语写成，后期的戏剧及小说作品则采用基库尤语创作。虽然创作生涯很长，但“抵抗”一直是恩古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他以笔为矛，先刺向殖民主义，后刺向新殖民主义。在《孩子，你别哭》（1964）、《大河两岸》（1965）、《一粒麦种》（1967）这早期的三部英文小说中，恩古吉直接将人物置于肯尼亚反抗殖民、争取独立的历史背景中，试图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文学还原来构建基库尤人民的反殖民史诗。
从发表时间上来看，《孩子，你别哭》早于《大河两岸》，但其实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后者才是恩古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用一种类似于赫西俄德《神谱》的方式介绍了基库尤部族的起源，主人公瓦伊亚吉的经历则直接发端于一则先知预言，“到教会学校去，去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去了解白人的一切秘密”，而这颇有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味。瓦伊亚吉就像小说中卡梅奴、马库尤这两道山梁之间的霍尼亚河，一边是殖民文化，一边是基库尤部族文化，他处于尴尬的中间地带。他试图通过教育来调和两种文化，但却最终痛苦失败。小说的结局表明了恩古吉对文化折衷立场的否定，他认为抵抗才是唯一出路。
这一立场在《孩子，你别哭》《一粒麦种》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这两部小说都以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为背景，歌颂了土地与自由军战士。《一粒麦种》是恩古吉的成熟之作，他在这部作品中探讨了谁是抵抗革命中真正英雄的问题，伪英雄“穆苟”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当时的肯雅塔政府。同时，在这部作品中，恩古吉也表达了对肯尼亚独立的隐忧，一种独立后的幻灭感在小说中若隐若现。恩古吉的担心并不多余，因为肯尼亚在独立后陷入了与非洲其他国家一样的麻烦之中。虽然肯尼亚爆发了反殖民暴力运动，但其独立却依然是从谈判桌上获取而来，这种独立便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明信所言的帝国主义国家送给非洲的“有毒的礼物”。国家独立后，殖民者只不过从台前转向了幕后，借助扶植起来的政府继续牢牢地把持着新生国家的经济命脉。
也正是基于此，恩古吉开始了新一轮的抵抗写作，《血色花瓣》（1977）、《十字架上的魔鬼》（1982）、《乌鸦魔法师》（2006）等长篇小说都是针对新殖民主义而作。
敢于回归母语写作的文化坚守者
恩古吉的“硬骨头”不仅体现在他的抵抗写作中，更集中体现于他对英语语言的抵抗中。他在文学事业的上升期选择了告别英语写作，这一选择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与魄力，因为他将可能因此失去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
其实，恩古吉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时采用英语书写是一个不加思考的自然选择，因为他所受的文学教育促使他如此。此外，他所崇敬的作家，如南非的彼得·亚伯拉罕，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加勒比海地区的乔治·拉明等人均采用英语进行创作，因而当时年轻的恩古吉并未觉察到殖民地作家采用英语书写有不妥之处。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的非洲经验却要用宗主国的语言来承载，这种“翻译式的写作”逐渐让他陷入到一种矛盾与痛苦之中。无本心译的英语小说承载了恩古吉部分的非洲经验，也为其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却似乎总不能全部表达其文化意旨。在第一次非洲作家大会之后，受民族主义者瓦里演讲的影响，恩古吉开始认真思考非洲文学中的语言问题。
法国作家、思想家弗朗兹·法农说过，“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语言承载着一种历史，担负着一种文明，恩古吉为了不成为黑皮肤、白面具的非洲作家，毅然将自己的名字从教名“詹姆斯·恩古吉”改为了基库尤部族名字“恩古吉·瓦·提安哥”。在肯尼亚独立之后，恩古吉又试图在语言文学层面也进行一次彻底的去殖民化。他在《思想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学的语言政治》一书中宣布自己将告别英语写作，这本书之于肯尼亚就像但丁的《论俗语》之于意大利一样意义重大，恩古吉选择将天赋带回基库尤，他要做基库尤文学中的但丁，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丰富基库尤部族的语言文化。
恩古吉之所以如此决绝地回归到母语写作中，是因为他想为自己的部族人民而写作。从“写什么”到“为谁写”的改变，侧面反映了恩古吉已从单一的作家成长为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曾言，“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回归后的恩古吉，其采用民族语言写作的经历及遭遇，无疑是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很好注解。即便他之后用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为他招致了牢狱之灾，即便他出狱后受到莫伊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开始海外流亡，但他始终坚持使用母语写作，虽九死其犹未悔。定居美国后，受语言的制约，恩古吉也不得不被迫做出一些改变，他开始一边从事基库尤语写作，一边又将自己的作品翻译为英语。妥协固然存在，但坚持也始终未变，他最后的坚持就是让所有的英语读者在打开小说扉页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行醒目的字眼，即“该小说由作者本人译自基库尤语版本”。
无论是在非洲作家群体中，还是在整个后殖民作家群体中，恩古吉都是罕有的敢直接放弃英语写作的作家。激进行为注定让他在西方批评界不受欢迎股票网上配资，一次又一次与诺奖失之交臂。套用尼日利亚媒体评价阿契贝的一句话，“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相反，而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恩古吉，他已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因为他的写作早已为他赢得了包括基库尤人民在内的全球南方民众的喜爱与肯定。如今，斯人已逝，让我们通过其作品继续怀念这位非洲文学巨匠。（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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